《火花》
(资料图片)
一个普通人在20年里换了19份工作,他的履历会是怎样的?
20年后,他决定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,今年三月,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出版了。
这本书一经发布,几乎立即登上了豆瓣的热门图书榜,并且连续多周占居榜首。如果你曾经读过几年前在豆瓣掀起波澜的文章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,可能不会对这本书感到陌生。
不再做快递员后,胡安焉没有继续找工作,而是将自己迄今为止所有的工作经历囊括进来,重新走了一遍那条有些弯弯曲曲的路。他在书里记录着每一份工作的内容,平静地回忆它们所带来的感受。
每一份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他进行着磨损,“完全为了谋生而工作,就和坐牢一样可悲”;但也命运般地将他引向了写作,慢慢地,他开始思索人为什么要工作,并最终觉悟,“所谓的自由,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,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”。
胡安焉接受了自己的边缘处境,认为自己是能力有限的人,“实际上我只能记录,我的看法可能会非常笨,没有什么启发性”;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耐心,正因为这样,才会不停换工作,不停在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;也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如此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这两个月里,他去了很多地方,频繁地接受采访、参与播客,坐飞机的次数比此前人生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,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。但是,他在有意识地让自己回到平常的生活里,很难说清这本书的成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,一切还处在过程中。
现在他和妻子正过着两人一猫的生活。写作是一定要继续的,因为写作是他生活的另外部分,“属于自由的那部分”。
以下是胡安焉的讲述。
01.
在工作里保持麻木,是对自己的保护
1999年我中专毕业,之后的20年,断断续续地做了19份工作。我当过酒店的服务生、加油站的加油工,送过雪糕、快餐,开过女装店,也在漫画社做过美编。这些工作里,有些甚至是没有工资的,五险一金也时有时无。
每一段工作经历,我看重的东西都不一样,但多数情况下,我都希望做一份不需要跟人打交道,不用费太多心思在人际交往上,也不需要在应聘的时候跟经理面谈的工作,我最怕面试。
19份工作中,有不少属于体力活,但唯一称得上是重体力活的就是在德邦上夜班分拣货物。比如,送快递很累,日晒雨淋,可是硬要扛的话,大多数人还是干得动的。分拣货物的工作需要更强的意志力,应该接近一半的人都干不下去,它日夜颠倒,有很多货物很重,假如连搬都搬不起来,意志力的问题也不存在了。
在分拣场工作后的右手
但当时我需要这样的工作。在此之前,我跟两个旧同事合伙开了一家网店,做得不太愉快。那时已经是2017年,我38岁了,按照我的工作履历和学历来说,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,而且我的钱也没有了,没有时间去耽搁。
刚好做网店的时候我负责发货,每天晚上都要跟来收件的快递员对接,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了启发,我觉得他干得挺开心、挺充实。我想,虽然我是老板,但他可能混得比我还好,我应该也能干他这个工作。那会儿最担忧的是,快递员需要跟客户揽件,类似“你有没有件?让我来收吧,我给你便宜”,但我害怕这种业务上的沟通。
所以最终我选择去分拣场里工作,不用面试,一去就试工,试工三天后开始上班,不需要跟客户打交道,同事之间的交流也很少,工厂里面都轰隆隆地响,大家忙得手脚不停,没有时间做人际交往。但当时我没有想到,实际上现在快递员不需要去跟人揽业务,都是有app和小程序派单的,这也是后话了。
这项工作很累,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,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最忙,基本一刻不能停。下班后会吃早餐、洗澡、睡觉,衣服很难洗干净,也没有什么必要,因为晚上要搬货物,洗得太干净第二天还是会弄脏。不过干了这种工作,自然而然地,人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。
能够留下来的人也经历过一套不明说的筛选。我们的组长肯定希望有力气的、强壮的人留下来,而那些看起来很弱,可能拖后腿的人千万别留。他会叮嘱我们不要去帮助那些没什么力气的人,不帮,对方就会发现这份工作很苦很累,试完工就走。
这种做法确实非常没有人情味,我能理解,个人感情上不太能接受,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事实上,我已经没有能力纠结这些问题,我开始自顾不暇,所有的体力、精力和情绪都在工作中全部耗尽了。局外人可能有余力去想,而我作为一个局内人,只能自己干下去。
去分拣场上夜班的路上
在工作里保持一种麻木的、迟钝的状态,是对自己的保护。因为想得太多,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,很难集中精神来克服高强度和重复性很高的工作,也很容易否定当下的生活。尤其当我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,这种否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。
我在那里工作了10个月,基本不会进行什么深入思考。我需要一鼓作气撑过去,先存点钱。后来准备去北京找女友(现在已经是妻子)的时候,我存了将近3万块。
来北京后,我很快找到了快递员的工作,工作强度比上夜班分拣轻得多。一般早上七点开始上班,虽然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下班,但仍旧比搬搬抬抬那些几十斤的货物一整晚要好。
当然,送快递也有它的问题,比如我所加入的站点服务排名倒数,每天不断地开会、抓纪律,增加了很多不必要也不愉快的内容。而这并不是我们偷懒造成的。
尽管如此,上班的时候,我每天想的还是具体的问题,精神要集中,否则会出错。
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两份工作会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心理负荷和影响,所有的回顾和反思都是在离开之后才有的。不过,工作都会产生负荷,如果无法承受这一种,就换下一种,可能又继续承受一段时间,直到再次受不了为止。
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,不断地逃离之前受不了的因素,逃到一个新环境里。这是我的选择,可能不是最明智的,但我接受这个过程。
02.
不适应,不是我的问题
我并不觉得,如果从头到尾一直做正确的判断,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度过人生,会让我比现在活得更好。
回忆并写下自己整个过往经历的过程,很像把一个气球吹胀。我以前大多数时候,基本是浑浑噩噩、茫茫然的,没有今天再回看时的清醒意识。
我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酒店做服务生。虽然在中专里,我学的是家电维修,但学校没有条件帮我们安排对口的实习,所以我们被分配到了酒店。现在听来可能有些匪夷所思,在90年代却很合理。
几乎整个二十岁的阶段,我都在很频繁地换工作,24岁之前,我已经换了6份。我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里待太久,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,我不善于释放,不善于跟人沟通,也对此很回避,害怕跟人提要求、谈条件,所以总是觉得吃亏、不愉快。同时,也常常感觉被人看不起,所以负面的情绪积累得很快,到一定程度,我承受不下去了,就会换一个环境,希望在新环境里会交上好运,遇到尊重我、平等对待我的人。
但实际上换了环境还是一样,我又继续换。二十几岁的时候,我基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。
《火花》
并且,我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对象。我在广州长大,但我的父母不是广州人,我母亲在她小学的时候移居到广州,后来下乡,认识了在海南岛当兵的父亲。他们结婚后,先有了姐姐,接着有了我,父亲申请复员,我们回到广州。
或许被曾经的不安全感影响,我成长的过程中,父母没有给过我什么学习上的压力,他们更多的是要求我遵纪守法,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,而不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不要做一个奇怪的、边缘的人。
但想要不边缘是很难的。毕业之后,我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高度分工的城市社会,我需要寻找融入它的方式,比如加入公司,跟别人合作或竞争,从而挣钱。显然,我的父母没有办法给我任何建议。一方面,这给了我自由,他们觉得职业不分贵贱,只要合法,无论我做什么都行,但另一方面,我也没有什么动力,一直自由散漫地在社会上游历。
所以,融入社会对我来说格外重要,我希望能跟别人一样,获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,很害怕自己工作换得越多,就越被边缘化,到最后连生存都有困难。
直到漫画社的出现,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。那是一本我当时每期都会买的漫画杂志,主办的漫画社登出招收学徒的启事,我按照要求画了一个短篇寄过去,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。这份工作没有工资,只管吃住,却对我的人生很重要。
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很蒙昧的人,没有什么个人想法,也不清楚生活需要什么。但在漫画社里,我接触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,他们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相融洽,永远处在一个叛逆、对抗的状态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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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我觉得自己正在被这个社会边缘化,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干不下去,都觉得不适应,这些经验让我越来越恐慌,我害怕自己五年、十年之后会变得没有着落。但漫画社的朋友们却在主动把自己边缘化,而且他们也过得很心安、很自信。
在他们看来,我的不成熟不是我有问题,而是这个社会有问题,相反,我的那些品质都是宝贵的。他们告诉我说,假如这个社会是垃圾场,我在里边觉得不适应,那证明我不是垃圾,我是有灵魂的。
虽然那个时候大家只有二十来岁,很多想法在今天看来可能很幼稚,但他们会肯定我身上的特质,把个人的独立性、个性和价值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,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。
可以说,跟他们经历的那段日子,在我的脑子里埋下了一粒种子,并且还创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空间,日后再遇到困难的时候,我可以随时退回到这个空间里。
03.
保持一种社会边缘的状态
跟漫画社的这些朋友分开之后,我还是按照之前的惯性去工作,去挣钱,去交往女朋友,后来去做生意。但是做生意的经历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分水岭,它对我造成了比较大的创伤,也让我彻底不再纠结于融入社会,开始认可自己的人生。
2007年,我跟朋友在南宁的一所商场合开了一家女装店。在那样的小商场里,密密麻麻的店铺挤在一起,商家们低头不见抬头见,必需互相依存,换零钱、上洗手间、打饭这些时候都要彼此帮忙,脱离集体很难在那里生存下去。
但商家之间也互相计算和提防。这里的生存法则是尔虞我诈、表里两套,如果做不到,就会被这个环境淘汰。低端的女装商城没有品牌代理,大家从一样的货源地进货,基本上一个货好卖,每一家都会卖。
如果你的店里出了爆款,要千方百计瞒住别人,比如说跟客户报价钱的时候,隔墙有耳,要用计算器点打出来给对方看,但反过来,你又要不断地窥探别人的店里什么东西畅销,去跟着卖。
在南宁开的女装店
在那种竞争激烈的环境里,店主之间的中伤、诽谤和抹黑非常严重。有时候还会出现拳脚冲突,闹到派出所去。假如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,我可能做半年,顶多一年,就会辞职,但是我投了钱,没法辞职,只能扛下去,最后扛了两年多。
那些语言伤害对我影响最大,因为早年间,我的自我确认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外部评价之上,有些人不太在意这些,能够在这一行做很久,但我不是。尤其让我难受的是来自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敌意,比如有的顾客会因为其他店主的说法,对我说一些尖酸的话,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
慢慢地,我开始产生一种恐惧和回避的意识,任何人接近我,我都会觉得对方可能心里边对我有什么看法。
再加上商场本身的环境很压抑,像蜜蜂窝一样,每一家商铺东西都摆得很满,有时候还摆到过道上。空气很浑浊,从早上九点多进去,到晚上十点钟离开,连续十几个小时看不到太阳,不看表的话不会知道几点。并且没有休息日,只在春节休息。等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,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好了。
唯一值得庆幸的,是在那段时间里,我看起了书。女装店要下午两三点后,客人才多起来,早上我可以在店里读书,打发时间。我读了塞林格的书,读了雷蒙德·卡佛,还读了杜鲁门·卡波特。
后来我在书里写,“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,我对现实则感觉越来越疏离。我的生活中,无论是工作、生意还是感情方面,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。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,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”。
2009年,我关掉女装店回到家中,还了最初开店借父母的两万块,还剩下几万块钱,就这样开启了脱产阅读、写作的生活。将近一年半,我几没有跟人打交道,这段日子是重要的缓冲时间,我也在文学期刊发表了一些作品,虽然稿费很低。
我一点一点地好了起来,开始能够去工作。在云南做保安和烘培,在上海的竞技自行车专卖店里收银,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慢慢恢复了过来,时间和新环境带来了疗愈作用。
在云南下关摆地摊
我也开始意识到,工作或者说事业成就没有办法为我提供自我认同。实际上,它取消了我的个人差异性,我可以随时被取代,也让我丧失了人性,在工作里,我不可能自由,因为我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。
从那个时候起,我的心态变得不一样了。工作完全成为一个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和途径,而“我之为我”的支撑点是阅读和写作。我追求的个人性的、独特性的、陌生性的、原创性的,要通过写作来实现。
融入社会也在真正意义上不再困扰我,我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生进行一种“放弃”,成家,生儿育女,在社会运行体系里找到稳固的位置……都不再重要了。虽然后来我结了婚,但是我们不会要小孩,经济方面的压力就很小。
我可以保持在一种社会边缘的状态,不再焦虑而迫切地想融入社会。我认可自己的人生,认可自己的特质,而且也没有伤害任何人,所以没有必要自责。但如果别人以一种成功、失败的眼光来看我的话,我不会接受,他有他的价值,我有我的价值,大家井水不犯河水,我的生活不再需要来自这些标准的衡量了。
04.
生活是一种惯性,要让它丰富起来
有些人会问我,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稳定这件事吗?
应该说,30岁前后,我有不同的想法。二十多岁的时候,我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,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、什么东西坏,既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也没有很强烈的稳定意识。
三十多岁,我逐渐想通了什么是自己的生活。有些人可能在某个方向有了积累,资源人脉也好,经验能力也好,他们不会轻易去换,因为换了,之前的积累就会泡汤,要从零开始。而我恰好没有这些东西,所以再换工作,我没有什么阻力。
《打工仔的梦想房》
虽然做过这么多份工作,经历过很多波折,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苦。可能我还会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些不满,比如很容易放弃,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诉求,其他方面就还好了。
这本书出版后,有不少人把我的写作称作“底层写作”。单就“底层”而言,身份不是由我个人定义的,如果因为我是一个前快递员,或者根据我的经济条件、知识水平,把我划分为底层,我能接受;而如果他们觉得我不是底层,我也没什么意见。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,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。
但我要澄清的一点是,哪怕我是底层,不代表就是在进行底层写作。因为我的写作跟我本人的身份、属性,不一定是捆绑的。我的写作其实一直针对个人,我回顾的是个人经历,是我整个人的精神成长和自我建构。
从09年开始写作起,我就把自己视为一个写作者。有人说我是作家,我也要澄清,我觉得作家是已经获得了公认较高成就的写作者,而我不是。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我对自己的看法都是一个写作者。
我已经全职写作三年多,2021年9月,我从北京搬到了成都。19年从品骏离职的时候,我得到了一些补偿,后来文章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发表后,陆陆续续有了新的机会,直到这本书的出版,我得到了一些版税,但这些是不够的,生活还是主要靠积蓄。
不过,这样的日子我已经很满意了。相比很多能够兴致勃勃投入生活的人而言,我不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。我没有那种强烈的喜好,不容易产生高兴、快乐、喜悦的情感,没有充足的生命力,比较沉闷。
但现在,我也能得到一些平平淡淡的满足。搬到这里后,妻子领养了一只狸花猫,我们有一只猫了。这些小事让我能确立自己的生活。
胡安焉在成都的书桌
未来我也可能会搬离成都,去一些相对落后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的地方生活,当然前提是我能够支撑得起。如果不行的话,我还是要到大城市打工。但我已经能把工作理解为一种代价,在做其他想做的事情之前,首先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,挣钱养活自己。
我在书的后记里,提到了作家伍尔夫评价皮尔金顿夫人的一段话,她将皮尔金顿夫人的经历称作“伟大的失意”,因为这位夫人在苦难中还能勇敢地爱和恨,继续精神抖擞投入生活。但如果让皮尔金顿夫人本人来说,她肯定不会想要失意,不希望颠沛流离,她想成为那个温柔无害的家庭“小鸽子”,平平稳稳地过一辈子。
伍尔夫从这位夫人的经历中获得了温暖和感动,所以她写出了这段话。对我来说也是一样,我不会用“伟大的失意”来评价自己,但我从中获得过力量。
生活不是目的,而是一种惯性。被生下来,只要没有一种强烈的痛苦让你能够克服对死的恐惧,那就活下去。既然要在这个惯性中活下去,就要尽量追求更丰富的人生,这并不会带来一个最终的意义,但能够让过程更丰满。
未来,我还会继续写作。
采写:汁儿
监制:猫爷
头图:《火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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